周作人与胡适的“方外唱和”
周作人与胡适的“方外唱和”文 / 袁一丹1938年9月30日《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一期上，刊出了藏晖居士与知堂的《方外唱和诗钞》。编者按语称，“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现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将他与藏晖居士的唱和诗给我们发表，这是很难得的”。这组赠答诗，不仅对七七事变后选择留在北平的周作人而言，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华北文坛，乃至抗战初期整个文化界而言，也是不可轻视的文献。周作人为何要将他与胡适的唱和交给《燕京新闻》这样一份受众有限的校园刊物来发表？其实是想顺带传递出他就任燕京大学教职这个信号。周作人之所以去燕大谋职，是因为“当时规定燕京和辅仁两大学虽是私立，但其地位是与国立的平等，凡在该两校的人就与在国立大学一样，换句话说即是‘忠贞之士’”（《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留守“苦雨斋”的周作人也不得不去燕大“躲雨”，有了“客座教授”的头衔便可推托伪大学的招请。一、藏晖居士的劝驾诗交由《燕京新闻》发表时，周作人将胡适与他的这组赠答诗冠名为“方外唱和”。所谓“方外”，是相对于“方内”而言的，语出《庄子·大宗师》篇：“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方，常也，世俗秩序、邦国律法之谓也。胡适与周作人虽以“老僧”、“居士”相称，此番唱和却未能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实则受制于“方内”秩序，恰是做给“方内人”看的。藏晖居士的来信，只有八行诗，既无题目，也无上下款，作于1938年8月4日，寄自英国伦敦：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锺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胡适这首诗，无需注疏，一言以蔽之，劝驾而已，不过是以相对含蓄的方式，借梦境来促驾。此时远在欧美、忙于外交事务的胡适，为什么会忽然想起做这样一首没头没尾的白话诗，投赠留在北平的周作人？1937年8月7日，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周作人写信向胡适求助：一月不相见，事情变化至此，殊出意料之外。学校恐不能开门，弟家累甚重，回南留北均甚困难，未知兄可否于编译会设法每月付给若干，俾暂时维持生活，过几个月再看，如能离开此地当再计画也。此外无可设法，望兄能赐援手，至感，至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从作诗前后胡适来往书信及日记中亦可找到一点线索。1938年7月30日胡适致傅斯年信中，称自己受“逼上梁山”，万不得已，“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所谓“逼上梁山”，即被“逼”去美国做大使。胡适为此事踌躇了数日，自知没有理由可以推辞，这跟征兵一样，不能逃，实亦不愿逃。其在蒋介石的再三敦促下决心允任，终于打破了他归国之初立下的“二十年不入政界”的戒条。胡适接任美国大使的这番心理波折，或许是促使他写诗劝周作人南下的内因。“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与重”——孰轻孰重？胡适以为“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胡适这首委婉的“劝驾”诗，9月20日才到北平，21日周作人即作新诗十六行，“略仿藏晖体”：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夜间拼起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周作人的答诗，除一二释家用语，同样明白如话。诗中所云不能南行的理由——“因为菴里住的好些老小”，与他此前向外间友人反复陈述的“家累”无甚区别。沦陷下周作人的对策，无非“闭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翻译过来，大致是闭户读书、出门乞食的意思。不计前嫌，托郭绍虞向燕京大学讨钟点，即属“托钵募化”之事。答诗的最后两行，算是周作人对胡适的某种承诺，守住故我，“见得居士的面”，便也见得国人的面。与这首“苦住庵吟”同时寄出的，还有周作人作于9月23日的一封信，进一步向胡适解释他无法南下的原因。此信存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研究界较少援引，故人名、隐语稍加注释，全文抄录如下：二十日得前月四日惠寄新诗，忻感无似。即写一首奉答，别纸写上，乞赐览。近日公超（笔者注：叶公超）暑假北来，述孟真（傅斯年）意与兄相同，但弟处系累多，不能离平，此情形孟邻（蒋梦麟）知之较详。弟夫妻只二人，小儿（周丰一）去年北大亦已毕业，本来行止不成问题，唯小女（周静子）因壻（杨永芳）往陕携其二儿寄居此间，又舍弟（周建人）之妻儿四人亦向来同住，在上海人学时髦，对其家属已有两年不寄一字来，因此敝庵中人口不少，弟如离开则两处需用，更不能支矣。募化米面，前处译事本是其一份，而近来打六折，又迁香港，恐将停顿，神话之本文及研究，神话论已成三十万言，注释繁重只成一章已有二万字，大约注释全部亦当有十余万言，夏中因病中止，希望本年内成了，了却一樁多年心愿。九日起往司徒氏义塾（燕京大学）担任两课国文，每星期去一天计四小时，但不能抵译会米面之半，亦慰情胜无耳。前四十年有人为算命，当中举人，计当教员多年正是学老师之地位，若祭酒司业那有此福分承受，况弟已过知命之年，此当已知之矣。落款署名“知堂和南”，并钤有“冷煖自知”一印。此信言及“家累”，不避细琐。最后一句所谓“祭酒司业”云云，系向胡适澄清关于他预备“出山”任伪北大校长的传言。9月24日周作人日记云：“燕大王维朴来，嘱为《燕京新闻》作文，允以诗予之”。这便是“方外唱和诗钞”发表于《燕京新闻》的缘由。二、“方外唱和”的社会效应胡适与周作人的赠答诗，内部并没有太多阐释空间，有意思的反倒是这组“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过程，及在“方内”——士林引发的争议。1938年11月30日，事变后并未离平的邓广铭给胡适写信，称：月前在苦雨斋，见到吾师的诗札和周先生的答诗，当时曾起了无限感触。周先生的答诗，吾师当已看到，此间一般师友的议论，都以为较之来诗，无论就立意或措词方面，都逊色得多。周先生素以散淡闲逸，能洁身自好而受到一般人的尊仰，竟不料事变未久，即借口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曾正式向沈、马、钱三位先生如此表示，马先生对此最为激愤。）吾师诗札到后，似乎很引动起他的一些愧悔的心情，不但于答诗的末尾作了切实的声明，而且对此唱和二诗也竭力向友人间广播，想是以此作为忏悔录了。且不论周、胡二诗在立意或措词上的高下，北平“一般师友的议论”，与其说是针对诗本身，不如说是对两人立身处世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学生辈的邓广铭对周作人心理的揣测，以为胡适这八行诗勾起了周的“愧悔”之心，其向友人极力散布的用意，在“以此作为忏悔录”。就周作人当时的心境而言，他未必把与胡适的唱和诗当作忏悔录，但邓广铭的揣测至少透露出有资格出入苦雨斋、相对熟悉其处境的友人，期待看到动了“出山”之念的周作人以某种形式作出忏悔。“方外唱和诗”的传观范围不限于苦雨斋中，亦不止于沦陷北平，在周作人及其座上客的竭力散布下，成为士林关注的焦点。1938年底，上海《文献》杂志刊发了周黎庵的一篇文章，不仅完整地抄录了胡、周二人的赠答诗，还交代了“方外唱和”的传播路线，及这两首诗之于“方内”，尤其是上海文坛的意义。蛰居孤岛的周黎庵从“香港友人”那里得知关于周作人的消息，“那是刊在《星座》上的两首诗，短短十六行中，传来令人喜悦和保全了士类清白的佳音，使许多人觉得几月前为他委婉声辩而写的文字并不是浪费笔墨”。转载于《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的这两首诗，又是怎样从沦陷北平传入香港的呢？为保存“文献”计，周黎庵特地抄录了寄诗者的附札：昨日至苦雨斋，未就座，即得斋主递与信一件，内储诗两首，一为藏晖先生八月五日遥自英伦寄来者，内中别无一字，唯有八行诗一首，无题，且无上下款。另有斋主答诗一首，盖所以表明态度者；顺手即将诗抄下。当时斋中陆续到有许多客人，此赠答诗亦一一传观，斋主并已分抄数纸寄与此间友人，据其意盖欲藉此辩解前此一切传说。即席又有所表示云：前此之所以应允某事，盖以某人不干预为条件，其后“徐公”诸人（按：当系指徐祖正、钱稻孙）既均碰有满面灰尘而告退，则自己当不再上当矣。虽不能确认寄信者是谁，但肯定是事变后留居北平，有资格出入苦雨斋的圈内人。与邓广铭写给胡适的那封信相比，此信着重描写当日苦雨斋中的场景，更具画面感，其对“斋主”心事的把握也较有分寸，“盖所以表明态度者”，“欲藉此辩解前此一切传说”，未必以此为忏悔录。需稍作注解的是众人传观唱和诗后周作人的即席表态。“前此之所以应允某事”，是否即邓广铭所云，其向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宣布“出山”之事。“徐公”诸人之碰壁，则可引朱光潜《再论周作人事件》中1938年4月4日“北平友人”的来信作注脚：“徐公”即徐耀辰“此次就职后突又称病辞职，系因与黎士衡争女学生”，“至于院长办公室有日人帮同照料，聘请教授，须经友方审定，尚是枝节的原因”。至于钱稻孙，在这位熟悉内情的“北平友人”眼里，更是“委琐不堪”，“任何人皆可呼之唤之，奴役之，招之代课即代课，招之传译即传译，招之侍宴即陪席，招之开会即列坐，甚至命领新政府官养成所之官员东渡，即顺从之不暇”。朱光潜虽未明言“北平友人”的身份，却称来信者与周、徐二公都很熟识，与钱稻孙且有师徒之谊，因而无厚此薄彼之必要，看此人的语气对于徐、钱则直认为附逆，对于周作人则仍表示尊敬。向香港寄诗者的身份暂且不明，从《星岛日报》这一接收方，也许能查出“方外唱和”的传播媒介。香港《星岛日报》创办于1938年8月，副刊由戴望舒主持，定名为“星座”，是流寓港岛的上海文化人的聚集地。胡、周二人的唱和辗转刊载在1938年10月16日《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上，题为《故都新讯》，署名“燕石”。前言称最近接到北平友人来信，述及知堂老人的近况，并附有藏晖居士与苦雨斋的赠答诗，“现已证实其已受‘燕京’之聘，终免‘更生’之辱，虽未能如众所期翩然南来，已不致为人所役靦然北面”。由这段前言可知收信者在“周作人事件”上的立场偏向体谅的一方。这位“燕石”曾在“星座”副刊上发表《周作人的思想》一文，指出“批判地克服了莎凡主义的倾向（笔者注：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历史循环论是周作人“自甘没落”的思想依据。辅之此人在“星座”副刊上发表的其他文字，大致可以判定“燕石”即卢沟桥事变后离平南下，留滞港岛的金克木。基于北平沦陷前金克木与邓广铭的交谊，抄赠“方外唱和”的“北平友人”或许就是他学术上的“指路人”邓广铭。除了与北平境况略相似的孤岛上海，周作人编排的这出“方外唱和”在大后方似乎既不叫好，又不叫座。1938年11月间，重庆《扫荡报》副刊转载了胡、周二人的赠答诗，只录了一首半，“苦住庵吟”十六行仅剩下表明态度的后半段。诗后附有数百字的按语，说此间关于周作人的谣言颇多，不必特别辩护，以增无谓的纠纷，“只以事实胜于雄辩的精神把新近得到的材料，贡献给大家以供参考”。但左翼作家孔罗荪以为，周作人这半章诗并非事实，恰是“雄辩”，以生活为借口，一面闭门念经，一面出门乞食，对于胡适的劝驾，只好“谢谢”了事，颇有“浑然之妙”。生活也许是事实，问题在于周作人念的是哪本经，又能募到谁家的米面，来维持苦雨斋“豪”惯的生活。据在《扫荡报》上发布唱和诗者说，所谓“托钵募化”乃指在燕大授课，每月领一百元薪水云云。但孔罗荪觉得解释不过去，凡熟悉周氏过去生活者，都知道区区百元薪金，实在撑不起“苦雨斋”的门面。周作人自己也承认，燕大每周四小时的功课，“不能当作生计”，“聊以避俗”而已。三、“回首冤亲一惘然”周作人的“北大感旧录”中关于胡适这一节，不仅抄录了藏晖居士与苦住庵主的“方外唱和”，还找到沦陷时期胡适给他的另一首赠诗，作于1939年12月13日，仍署名“藏晖”，其词云：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识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这是周作人接到的胡适的最后一封信。《知堂回想录》竟声称“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与其说是记忆模糊了，不如说是他有意模糊了这段记忆。对照胡适当天的日记，才知道所谓“两张照片诗三首”都与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事件有关：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 A. T. 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最近他问我，我叫他寄来。）胡适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及当日他又作诗回赠知堂一事。所谓的“两张照片诗三首”，除了1938年9月周作人寄给驻美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的答诗，即日记中提到的“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张”。照片是周作人被袭后第三天在八道湾11号寓所西厢前拍摄的，从照片上还可以清晰地看见棉袍稍稍偏左的地方有一弹壳。值得玩味的是，周作人遇刺幸免后摄影留念并分送友人的心态，仿佛是想将这种烈士般的形象定格下来。所谓“诗三首”，除了“方外唱和”中的答诗，另两首应是其遇刺后所作的“元日感事诗”。“今日开封一惘然”似呼应知堂“元日感事诗”中的“回首冤亲一惘然”，但真正令胡适怅惘的，恐怕不是事隔一年后才收到这些诗作，而是遇刺事件后周作人“出山”的决断，已经抵消了“方外唱和”所起的社会效用。本文摘自袁一丹的《此时怀抱向谁开》《此时怀抱向谁开》袁一丹上海文艺出版社“此时怀抱向谁开”，取自顾随之词，作于北平沦陷时期。借为书题，因此集所录之文，多探求明暗之间的历史，微婉隐曲的表达，及历史中人欲言还止的心事。文史互通，通向何处?其交汇处或许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身上。对人——特别是历史中人的理解，不该被学科、家法所拘囿。本书侧重于1937 至 1945 年间，沦陷下的人事与风景。第一辑以人物为中心，探究沦陷下知识阶层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第二辑以空间为单位，考察沦陷北平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围。第三辑为学术书评，不限于自家的专业背景，意在展现个人的读书趣味，力图探索书评作为一种述学文体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