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知道，诗歌是需要这样读的
本书为“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第二辑中的最后一本。书中通过对于左翼诗歌节奏、文本、歌谣、主题的梳理切入诗歌最原初的表达状态，让我们来跟随作者的叙述重新理解“阔别已久”的诗歌。诗歌是静态的文本，还是一种听觉经验？诗歌的音响如何与人的身体节奏发生共鸣，进而俘获人们的生理感官？左翼诗人怎样以诗朗诵为武器，动员劳动大众，塑造情感认同？《有声的左翼》探寻1930年代左翼诗歌运动的知识谱系与文艺实践，展现劳动大众的血肉相关与声息相通，他们在身体与感官层面所共享的被剥夺与压迫的经验，如何在左翼诗歌的音响节奏中被唤醒、动员，成为构造集体的革命主体的肉身基础。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第一部声音研究著作。“生理学谬误”：毕歇尔、胚胎学与节奏的知识型让我们首先从穆木天所直接引述的对象，德国的经济人类学者卡尔·毕歇尔开始。他初版于1896年的《劳动与节奏》（Arbeit und Rhythmus）一书，不仅迅速成为研究人类劳动及其组织过程的经典之作，更影响了包括齐美尔、卢卡奇等在内的一大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对于劳动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此著在整体上以“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对立式框架展开对人类劳动的分析。其中，毕歇尔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在缺乏外在激励与强制的情况下，原始社会中人们如何能够保持长时间的耐心与毅力来从事劳动？在毕歇尔看来，问题的答案在于劳动与节奏之间的关系：原始社会中的劳动，是顺应着人类的自然身体节奏而开展的。毕歇尔指出，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劳动是一种自然的、愉悦的人类实践；或者说，他们的劳动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一种不可避免的麻烦。借助对几百首原始社会中的劳动歌曲，以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毕歇尔试图证明，与其他的活动——譬如游戏、音乐、诗歌——一样，劳动对原始人来说也是愉悦而有趣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和其他所有活动一样，都遵从着人类的自然的生理节奏。也就是说，劳动、游戏、音乐、诗歌等，在原始社会中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是人们自然的、自发的身体实践，为某种一致的节奏所统摄。与“原始社会”相反，“文明社会”中的劳动的特征，则在于人们不再能够按照自己的生理节奏来从事劳动生产，他们被迫转而臣服于机器生产的节律，被迫依照一种外在的、异己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劳动实践。现代工厂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尤其是福特主义的生产线，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一种极端异化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人们成为机器的一个部分，成为机器的奴隶，与自然的、生理的、音乐的、诗歌的统一节奏渐行渐远。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人类必须努力重新统一机器/劳动生产的节奏与人的生理节奏，恢复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后世学者所注意到的，尽管毕歇尔引述了大量人类学观察报告，但他在此书中的许多论述——不论是工作、游戏与艺术的同源性，还是工作歌曲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都缺乏足够的经验研究依据以及严格的经济学推导。这部著作更多地应被视为对急速扩张的技术现代化所引发的焦虑的一种回应。正如迈克尔·柯文（Michael Cowan）所说，1900年前后在德国流行的节奏话语所关心的，是高速起步的工业化进程对人们的身体经验和社群组织形式造成的转变。在“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对立背后，是人们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市扩张、现代交通、工业化生产、泰勒制、福特主义等——把握身体与技术、有机与机械之间的关系的努力。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能理解毕歇尔对齐美尔和卢卡奇等人的重要性所在。对我们在这里的讨论而言，毕歇尔的论述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其对技术现代化的批判，而在于他在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中，将“节奏”视为自然的、有机的、生理性的人类身体运作的物化形式，由此在人类的身体机能、劳动过程、艺术形式之间构造出了一种统一性。正是这种统一性，构成了日后左翼节奏诗学的重要基础。它所携带的可能性与潜藏的危机之间的辩证，是我们理解左翼诗学的核心线索。毕歇尔的这种生物学的节奏起源论其来有自。在戈尔斯顿看来，这一论述范式正属于兴盛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节奏学”（Rhythmics）研究中的支配性范式——“生理学谬误”（physiological fallacy）。借用斯蒂文·卡什曼（Stephen Cushman）的说法，戈尔斯顿将生理学谬误定义为这样一种理念：即人体的生理学组织方式规定着诗歌节律的组织方式。一句诗行的长度取决于呼吸所需要的时间；重音的规律性重复与心脏跳动的规律性重复相关；诗行的排布与眼球的移动方式有关……诸如此类。卡什曼批评道，诗歌韵律虽然可以被用来再现人们的各种生理节奏，但两者间其实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然而在戈尔斯顿看来，单纯揭露其“谬误”是不够的，因为恰恰是这种“谬误”，奠定了现代诗歌中关于诗学形式的政治思考的基础，导致了诗学论述与诗歌创作中一系列真实而重要的后果。在科学与诗学的交叉点上，诗歌节奏与人体的呼吸、脉搏、进食、说话、运动、新陈代谢等生理过程关联在一起，进而成为关于种族、民族、文化身份等文化政治论题的焦点。因此，比揭露谬误更重要的，是追溯这一谬误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后果。 对于这种“节奏学”知识生产的历史起点，学者们的定位不一。戈尔斯顿的研究聚焦于1890年至1940年间集中出现于欧洲和美国的以“节奏”为对象的各种科学实验与诗学话语。阿维拉姆则将稍早一些的尼采作为其身体与节奏理论的关键源头之一。但在夏妮娜·威尔曼（Janina Wellmann）看来，尼采在其著作——尤其是他生前未发表的《节奏考》（Rhythmic Investigations）——中所秉持的关于诗歌与音乐节奏具有生理学基础（physiological grounding）的看法，并非他或他的同代人的创造，而是承袭自一种形塑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的、关于节奏的基本知识型（episteme），这一知识型支配着当时的一系列科学与文学探索。具体而言，以18世纪末的胚胎学研究，尤其是表观遗传学领域中对胚胎发育过程的形态学及其视觉再现方式的探讨为中心，威尔曼指出，节奏的图示、节奏性运动、节奏化再现等概念成为当时的学者把握有机生命的存在方式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的认识论框架。其中，“节奏”标定着一种秩序化的时间结构。在关于生命之起源与（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演化，关于生物有机体的形态发育（及其不同阶段的划分与序列化）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这样一种时间意识奠定了人们对“发展”“演化”“形式”等最基础的生命概念的理解。正是“节奏”这一认识论框架，使得无序而混沌的生命具有了可被理解的、对象化的形态结构与时间秩序。换句话说，“节奏的知识型”（rhythmic episteme）并不是用于解读生命的某种外在理论框架或科学假说，而是内在于何谓生命、何谓有机物、何谓演化与发育等问题的初始定义之中的、根基性的知识型。离开了节奏的知识型，现代科学中关于有机生命的整套知识体系将可能是另外一种样貌。萨穆埃尔·索默林人类胚胎发育图示由此，节奏被内化、自然化为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有机体的生理属性，对节奏的认知，也始终嵌入对生命形式本身的认知中，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真理性叙事的一部分。这一认知模式对诗学理论与诗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借由对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荷尔德林、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诺瓦利斯、奥古斯特·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等人的考察，威尔曼揭示出了一种共同的、将诗歌节奏与人类的生理运作机制互相勾连，并视后者为前者之基础的倾向。举例而言，荷尔德林曾将节奏视为诗歌的形式组织的核心原则，在他看来，节奏能够将人类知识的三个基本面向——感官、想象与理性——合而为一，从而打造出一种更高的意义。而节奏之所以拥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它不仅是诗歌的组织方式，更是自然本身的组织方式。对荷尔德林来说，正是在节奏中，人类的自然属性敞开了自身，呈显为一种生理的、肉身的存在，并成为诗歌写作的根本原则。类似的倾向也显现在施莱格尔关于“艺术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art）的论述中。施莱格尔认为，文学、舞蹈与音乐不仅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更共享着一种诗学的品质：它们都是人类的生理属性——更具体地说，是人类生理过程的节奏机制——的表现形式。正因如此，这些艺术形式（诗学形式）不仅是人类各种具体的文化历史事件与过程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们内在地蕴含着一种更高的、人性的自然属性的表达——因为节奏本身代表着在各种变动不居的理念的表象之下的，某种恒常的、自然的、本质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对诗歌的音响节奏的经营已然成为对这一人类本真的、身体性的、自然的、生理的、有机的节奏的表达或追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基本认识论框架非但没有遭到挑战，反而愈演愈烈。一方面，节奏被作为人的生理属性，被与各种人类的心理感知与心理现象——注意力、工作、疲劳、时间感、情绪、听力等——联系在一起，并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设备，尤其是生理学与实验心理学实践的中介下，衍生出各种“节奏学”知识的生产。另一方面，节奏学又与其他知识门类——如音乐、文学、地质学、人类学、经济学、体育、教育学等——相融合，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想象与理论。 《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康凌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社团——中国诗歌会一种诗歌实践方式——诗朗诵一次文学运动——新诗歌谣化一个知识谱系——节奏学一批诗歌文本通过对以上要素的考察梳理，本书完成了对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某种理论“理想型”的建构和分析：从当时留下的诗论文章和作品书写中，作者试图抽绎出它们所蕴含的历史动力及其在实践中的展开。左翼诗歌对诗歌语言的音响形式的经营，内含着一种身体感官的动员技术，并由此关联着革命主体的肉身经验和情感兴动。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为左翼文学打开了更多的话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