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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强:《微型小说的讲究:作家的发现和人物的表现——2019年浙江微型小说述评》

作者:storychina 发布时间:2020-03-02

微型小说的讲究:
作家的发现和人物的表现
——2019年浙江微型小说述评
谢志强
阅读2019年度浙江微型小说,如撑小舟,顺流而下,不带预设的理论渔网。渐渐地,有一个词浮出水面:讲究。微型小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无论外在形态(组织系列的格局),还是内在运行(人物作为的独特),都有所讲究:作家发现什么?人物如何表现?
2019年,尤为显著的特点是三多:表现城镇题材多、作品被选载多、涌现新作者多。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着力写“饱含着诗意和抒情内涵的普通人的生活”,他将此种表达称为“存在的指令”。浙江微型小说在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时,也多含诗意和抒情,使得微型小说得以升华,同时又对时代做出灵敏的反应。这决定了作品的成色和品质。
鉴于微型小说的文体特征,还要讲究一定数量基础上的质量,从而,筷子中拔旗杆。精品可遇而不可求。2019年度,发表、选载的篇数突出的作家有:赵淑萍、岑燮钧、蒋静波、徐均生、许仙、汪菊珍、赵悠燕、沈海清、谢根林、赵雨。列出精品排行榜:赵淑萍《梨花白》、许仙《阳光少年》、蒋静波《蛋盲》、赵雨《哑子婆婆》、周华诚《厨师的书法》、苏平《嵇康与驴》、陈炜《摇篮》、金晓磊《一朵云可以有多美》、岑燮钧《抚琴》、汪菊珍《门槛》、谢根林《一个很特别的人》、王秋珍《沉默的鸭子》。
1
城镇与乡村的题材:
融合、映照 
以《小小说选刊》2019年度24期所选载的浙江作家的微型小说为例。如果将《小小说选刊》视为一片沃土的话,农民的时间观念是循环的,与季节相关,那么,选载的浙江作家的微型小说,暗合了春种秋收的生长曲线。全年共计选载54篇,有五分之二在金秋档被选载。
2019年,也是城镇化稳步推进的重要年份。我观察城镇和乡村的题材以什么方式在微型小说中呈现?54篇微型小说(含两篇理论),城镇题材42篇,乡村题材12篇。
2019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中国文学70周年(微型小说界重点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上,2019年度,文学有若干关键词(或热点话题),比如:现实主义和城市文学。微型小说也在这种空间茁壮生长:现实主义的主流,城市题材的拓展。
写城市,赵淑萍有江城系列。写江南,笔记体微型小说不失为一种妥帖的表达方式。这样拔出萝卜带出泥,所谓的泥,就是江南特有的风俗、民情等文化。这种文化,使得人物有讲究,人物怎么做有着文化的含量。《默兰先生》的生活,画画都特别讲究:尤其是不满意的画,裱了,还烧掉,满意的画,先欣赏,再售出,要他的画,就得耐心等待,这种讲究的内里,隐着人物的平静,平和之心。他被邀请参加研讨会,就耍赖,因为说坏话不忍心,好话又说不出口——表面谈吐圆熟,缺乏锐利的个性(为了强化没个性,还写了画室的动物:八哥、哈巴狗。写动物是反衬人物)。然后,笔锋一转,最后,他一笑:没有个性也是个性。赵淑萍写出了江南文人的“这一个”。《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装的文化象征,旗袍凝聚的三代人,尤其是母女关系的冲突与融合。微型小说的开端就切入母亲对着装的讲究,女儿叛逆,结尾却背着母亲穿旗袍,而且是母亲最爱穿的那件。旗袍贯穿并连接人物的命运,又与时代变迁有机地结合,人物、旗袍在漫长的时间形成了轮回。
徐均生和许仙,擅长运用假定和悬疑的表现手法,还常有话题。徐均生的《如果》《如果那是假如》,均为“话题节目”,但前提是如果:假定。两篇的主人是同一对夫妻的两次“如果”(死亡、发财)。前一篇是“如果我也突然走了”,后一篇是“假如我有了钱”,于是追问妻子的反应。用对话推进和交代情节。纠结、缠绕,而且执着,将“如果”进行到底,然后又绕回起点,表现出小人物可怕的想象力,做白日梦,又被自己的“梦”迷惑,以假当真,也传达出夫妻之间微妙的隔膜。《詹一刀》的悬疑为:作为医生的詹一刀,酒量惊人,却不肯喝酒。最后抖出包袱:不喝是因为可能突然有病人要做手术。把他的不喝酒落实在职业操守的社会层面。其实,读者更期待见识人性之光。
许仙的三篇微型小说,用力经营悬疑。《致命的东西》两题,《痕》和《血》主题为虐待。前者是他虐,争取他者的虐待,后者是自虐,弄破手指,还将伤口的血诗化。都是寻求和体验痛感,在灵与肉的关系上,读出的是灵魂的缺席,死亡与诞生相互替换。《阳光少年》,那个窗口的悬疑有讲究。母子形象的反差;颜文是女生的暗恋对象,其母亲是疯子,一次次来,由窗看儿。与其说颜文是女生的阳光,倒不如说母亲是颜文的阳光。写出了母爱的独特性:疯子生下儿子,却只认识儿子。那窗,透进来的不正是一束母爱的阳光吗?
主编秦俑对我说过:“2019年,蒋静波的系列是我看到的最好的闪小说。”世界上就两类人:男人女人。蒋静波的这个系列里,将人物简约为:他和她的关系(人物无名无姓,有趣的是给鸡命名)。她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荒诞、魔幻的意味,却是扎实地写实,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来碗尿泡牛杂面》,尿泡牛杂面是蒋静波文学的发明(发现并命名,是作家的发现),以假为真,由此展开,以致像孔乙己的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身份尴尬,吃尿泡牛杂面标志着身份,却又与乡愁结合,成为家乡的味道。《蛋盲》开头一句:妻子突然提出,要养鸡。因为妻子有脸盲,不认人,却识鸡——每只鸡都认识,还用一句14个字的李商隐的古诗,给14只鸡分别取了名字,给枯燥的生活平添了诗意。有一个细节,写妻子的讲究:丈夫劝,鸡不是人,随便喂喂算了,妻子却不马虎,因为给鸡吃,也等于给人吃。进而,她竟然认蛋。但丈夫却是“蛋盲”。人物与动物形成陌生与熟悉的荒诞的辨识关系。
彭素虹《花镇蓝颜》两题,是继花镇红颜之后的又一个系列,“红颜”写女人,“蓝颜”写男人。《雪桐》《风桐》,两个兄弟,一个镇政府的秘书,另一个是业余诗人,都有强烈的表达欲望。雪桐是镇上的一支笔,写与说,喜与愁反差悬殊,有婚礼就有他出现,借婚礼的平台,逮住一个说起来就不放。雪桐的嘴,风桐的手,不同的表达通道,难以忘怀的是风桐的手,作者的比喻贴切:那伸来的手,作出的动作,“就像一只被囚禁的鸟儿”,转而又“像一只秃鹫的双翼在扑闪”,而且,“下意识地把手藏了起来,生怕这手一激动……”手与诗形成的一种相通的意象。用手的细节写人物的尴尬,手获得独特性,又生成了寓意。洛华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一对恋人不被家人接受,作者交代了这个过程,然后,在婚礼上,女主人公唱了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是爱情的宣言,也是理解的载体。
今古传奇专栏和纸上人物专题,表现了选刊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里预言小说未来的趋势,其中之一是:利用库存资源。所谓的库存,就是童话、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典籍。我把作家分为两类:一是把书籍转化为作品的作家,二是,将经历转化为作品的作家。岑燮钧和苏平已对史籍发生了兴趣,将视角调向古代人物。
岑燮钧《抚琴》中的琴、苏平《嵇康与驴》中的驴、陈国凡《看杀》中的目光、赵淑萍《稻香楼》中的楼、虞欣颖《江东》中的樱花,均为人物的“知音”,都超越了人物。我想到博尔赫斯微型小说《相遇》中的那把超越人物敌对的刀。微型小说写人物与物件(细节)的关系,能表现出人生的沧桑、多变。正如《江东》最后的一句作者介入发出的感慨:如此,便是一生一世了。而琴、驴、花超越了人。
《抚琴》是岑燮钧古典人系列之一,写了离开“庙堂”的院士张翰,而他的两位“知音”,身居高位,高处不胜寒。琴结成了三人的缘,作者出色运用了琴:物件的细节。岑燮钧写人物相知,为后来的隐埋下伏笔,张翰本该走陆路,却随兴随缘搭船——可见他是个散淡之人。作者把人物放在战乱的背景里。那一段张翰悼念病逝的顾荣,其方式独特:在灵堂面对逝者抚琴。已分不清弹者为谁,听者为谁?琴超越了人。而闻知贺循出山接替顾荣,张翰放弃了去拜访的打算,弹了一夜的琴。作者夸张地写出琴的超越,人的孤寂:直弹到月落乌啼,藤枯树老。琴声贯穿并响彻全篇,表达了隐者微妙的情感。
《嵇康与驴》,始终存在着标志“庙堂”的城,如同阴影笼罩着隐者嵇康:要引其出山。中国有隐士传统,有多种“隐”。嵇康的隐带着人间烟火,写诗和打铁,一柔一刚,一热一冷交集于一身。为官的钟会不敢再交诗给嵇康,敬恭却又胆怯,而嵇康说这是“偷偷摸摸往我家扔包驴屎,臭不可闻”。爱转为恨,钟会得到重用,就送一头驴,羞辱嵇康。此作的核心是嵇康怎么对待象征着恨的驴?到了嵇康这里,驴就恢复了自然的属性,与“隐”契合了。苏平向读者展示了嵇康活的状态,生活的规律:早晨抚琴,午后打铁,晚上制药。还有一个项目:和驴对话。驴改变他的生活,驴叫、驴摇头是对话的方式。朝廷来人,不知驴对嵇康说了什么话。不顺从就斩杀,不过,嵇康门前的枣树拴着驴。苏平省略了嵇康的去处。驴在人隐,以驴在的方式表明人在。
《看杀》,渲染、铺垫魏晋时代洛阳壁人卫阶的倾城美貌,被粉丝的目光神化了,即使是战乱,他所到之处也是万人空巷——粉丝们追随着,他又反过来用唱、跳、讲等艺技满足粉丝,终于,年仅27岁病逝——捧杀,他死于众人的目光。此作异常“热闹”。但粉丝毕竟是当下的新词。
《江东》写了一对地位悬殊的男女爱情故事,对比着写人物的外貌,颇有武侠小说的写法(词语华丽),但展开人物命运时,却语言简约,节奏明快。写阿香遇见伯言之安静:只有花瓣坠落在泥土中的声音。即写出两个彼此相遇的现场,又预示着阿香的命运。作为孙权的幼妹阿香,成了与刘备结盟的牺牲品——政治联姻,个人的命运与盟约的破裂,作者锁定了标志着象征爱情的秋千和樱花。阿香的不幸,如同樱花那样绚丽而易逝。那个前后呼应的秋千的摇荡,不正是人物由不得自己的摇摆吗?江东大,秋千小,若此作题为《秋千》,则更有象征意味。微型小说的以小示大,题目也有讲究。
现实主义不限于题材的当下性。古代题材的现实性,表现在当下的阳光照亮过去,这一束阳光就是当代意识:平等。万物平等。于是,过去题材中的人物就获得超度。总编任晓燕对此类微型小说的看法是:“从老题材中寻找到自己的新切口,从旧时光里扒出来的老故事”。有时,我见写当下的题材,作者却用没落的意识,那就有悖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人怎么活?方再红的《突然想你》,80岁的刘富贵,在乡下种四亩地,突然昏厥,住进城里医院,城里工作的儿女们“一窝蜂来,一阵风走”,然后就是电话联系,于是,寂寞的他看18床的中风老人,像植物人,受老伴的悉心照料。刘富贵听那老太婆的唠叨——与没反应的老人说话,突然想起了自己老伴的唠叨——总嫌她嘴碎。方再红将细节前后照应,听了看,看老太婆用一根管子给老伴进食,接到儿子应酬式的送饭电话,他回绝了,然后,突然走出医院,去陵园:那里是他老伴长眠的地方。贴着刘富贵的视角,交替着写听和看,引出对死去老伴的想,想了就行动。听、看、想、走,核心动词,构成了此作的节奏,写出了孤寂老人的生存境况。第三人称的叙述,用的却是第一人称的题目。
周华诚是写散文的好手,其《厨师的书法》,厨师老余开的“途中”小饭店,介于城与村之间的镇,也是城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大山深处的镇。开首一句:“老余炖的汤瓶鸡,一绝”。正是此“一绝”,吸引着食客从都市迢迢慕名前来。照理说,小饭店该往城里靠,老余却往山里挪。那一挪,仿佛牵着食客的嘴,离城渐行渐远。微型小说在此,与其说是小小的“说”,倒不如说是慢慢的“聊”(不是“聊斋”的聊),却把40年的友谊,30年的开店“聊”出,聊得收放自如。与其说是做生意,倒不如说是为活法。通常,要着重写汤瓶鸡的厨艺,却写起小饭店的文化:厨师聊天的天赋和书法的地道。着重写了厨师的书法。店名“途中”,老余,在走路,实为引领着食客走。于是,物质生活转为精神境界——慢慢往上升。碎片化的“聊”无意之中粘在境界上了。还将给物质与精神(锅铲与毛笔)在意象上打通。我想起有禅意的轶事:喊山,山不过来,那么,就向山里走。老余就有如此定力和自信。有一个细节很妙:县城有人预约20个汤瓶鸡,他决定不送,宁愿不做这一单生意,因为汤瓶鸡,在山高林密的小店,味道才能正宗。这就是老余的讲究。想必周华诚没想到在写微型小说。精短散文与微型小说,不必强行界定。可见选家不自扎篱笆,表明微型小说的包容性和可能性,但又不失微型小说的基本元素。小饭店、汤瓶鸡、聊天、书法,都环绕着老余“这一个”。写好人物就是好功夫。不妨按个非虚构微型小说的名字吧。
金晓磊身居绍兴,写了绍兴,《一朵云可以有多美》。主人公魏明远这类人,我也多有领教,其特点:行动具有随意性,由着性子和兴致,突然说走就走,说动就动。开头的切入,符合人物的随意性:高速公路入口的横杆刚抬起,魏明远就后悔了。于是,牵扯出过去,现在、未来的心游:一早在办公室,为了稿子,他一反常态,不给主编面子,他“被自己惊到了”;高速公路,他鬼使神差给五六年没联系的初恋女友打电话,约了相见的地点,想说说话又憋回,告别后,又记起20年前的梦想(由绍兴的鲁迅雕像引发)。人物的身动带出心动——动因是排遣郁闷,构成了明朗的因果链(可以写得“模糊”些),寻找灵魂的寄存,由地转为天;一朵很特别的云,但又落地,下高速,可见他的心有了着落,给朋友圈发了“一朵云可以有多美”,终于给妻子发短信:晚上,我们好好聊聊。金晓磊把这对夫妻的故事在结尾放空了,微型小说由此获得了空灵,否则就显得沉重了。身游、心游、云游,重与轻处理得当。“可以”或不可以,要看终究是否发现自己,完善自我。
赵悠燕的《南向街》,女儿是傻子,父亲很精明,房子和女儿配套出嫁,作为富商的父亲如何操作?年轻男人因母亲患病,除了房子,还加医疗费。大众力学——交易。时间考验人物,最后,男人老了,死了,女店长承担了“义务”。作者省略了婚外情的故事,可见男人对妻子无言的承诺:娶她为了给娘治病,不抛弃恩人。有恩必报。
吴鲁言的《发小》,写了发小的命运,前后反差,判若两人,两代人的关系,由鼻子转为葡萄,两个母亲的敌对到两个孩子的友谊,可见记忆的奇妙:敌对被友谊置换了。
刘会然的《大卫出书》,主人公公费出书,又喜又忧,其讲究(一旦去讲究,性格就出现):书店里,把冷僻位子的书放在显眼处,仅进了三本。一个谎言:同事声称买下一本,而书店里仍保持着三本。另一个真情:欣慰三本被读者买走,却是妻子所为——最后,落在对可怜的丈夫的爱上,可哀的是书的命运。
创作系列微型小说,作家可以细水长流。赵淑萍的微型小说,人物都很讲究(跟现实的浮躁相悖,这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小周村系列的《梨花白》给微型小说贡献了一个有意味的人物:绰号梨花白。他与汪曾祺的陈小手有个共同点,手白且巧,以及讲究穿戴。不过,他专门给死人穿衣服。因为他的讲究,使得外村人慕名来请。人们说他盼人死——通常写这样的人物,会写怎么给死人穿衣,作者偏偏“避重就轻”,不写死人而写活人(其实活着更为重要):热心对待活人(一位年高的老婆子,一个富有但多病的李三),由此表现了对生命的敬畏。结尾仍“放空”着,点出他的后顾之忧:给那么多人穿了寿衣,谁又给我穿呢?他的孤独在于没人像他这么讲究。《馒头王》里的王小四也靠一双灵巧的手,做的是南北糕点,也相当讲究:待客之道,相互信任(让顾客自己投钱、找钱);安守本分,传授手艺。其妻调教他:他接受做得多不如做得精,却拒绝雇人做馒头,做出的馒头要让人放心。《弹花匠和他的女儿》,全篇不直接写手,但处处见手。爱情故事,有独特的讲究:小弹花匠怎样引出姑娘莲莲?他故意说不会盘花,请来莲莲,盘花的线盘出的花,那线那花,有了诗性的象征意味。赵淑萍的微型小说,无论写城镇,还是乡村,呈现人性微妙的同时,有着温暖的基底。
就题材而言,多“城镇”,少“乡村”,这与浙江的城镇化进程相吻合。若从国内整个微型小说状况来看,还存在简单化处理的倾向:要么写失落的挽歌,要么写田园的牧歌。其中的思维是二元对立。2019年浙江微型小说有可喜的转变,在城镇与乡村关系处理上,表达为融合一体,相互映照。多篇微型小说中,写城镇,会延伸到乡村,写乡村,有城镇背影,不是对应,而是融合。这是现实在滋养着文学吧(其中包涵着小说反应的灵敏)。因为,浙江都是业余作家,基本上生活在“城镇”里,除了去“乡村”亲戚那走动,就是童年的乡村记忆了。
2
老作家和新作者的热情:
格局、情结 
赵雨、汪菊珍,不约而同地锁定“小镇”,追溯童年的记忆。那时称“乡镇”,当今谓“城镇”,而“乡”,放入了“乡村”。此为城镇化发展的界定。镇是连接城与村的中转枢纽。两位作家记忆中的镇,骨子里却是“乡村”,因为已拉开农业社会转变的序幕。其中,传统的伦理道德维系着人际关系,风俗习惯包含在人物的行为之中,主要是乡土意识。
80后赵雨的《邻人》系列五题,织成了一张人物关系网,篇与篇之间有讲究,人物“串门”,此篇是主角,彼篇为配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穿插补充情节,形成自给自足的“世界”。以童年的“我”串珠为链,童年的视角获知成人世界的有限性,就留出了一个一个难解未解的“谜”,使得作品很自然有了空灵。童年的“我”调动各种感官,创造了颇为讲究的声音、气味和颜色的“世界”。《女疯子》里的霉味和“斩一刀”的喊声;《哑子婆婆》里的食品好闻的气味,“咿咿呀呀”的声音;《杀牛老汪》里,浓烈的腥味,其妻“哇哇”的叫声,《陈老头》里的水汽,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建华和尚》(可与赵淑萍的《梨花白》对比,看这个行当的讲究)里的香火气味却是人间烟火,以及办丧事、做道场的喊声。人物不能正常发声,却通过物件(刀、食品等)表达,就笼上了一层存在的迷雾。
《哑子婆婆》里,孤寡的哑子婆婆被“魔化”,用来制止小孩的夜哭。“再哭就让哑子婆婆把你抓去”,因为,传说哑子婆婆会把小孩当点心吃掉。赵雨扣住这个点心,一转,将恐惧转为亲近,哑子婆婆给“我”吃很多点心,还让“我”穿她亲手织的小孩毛衣。前后对比,反差,构成了“我”在发现中成熟起来,这颠覆了成人的魔化:好坏、黑白截然分明的成人思维定式。从而落在现实的真相里,能够发现哑子婆婆爱小孩的原因,缺失什么则关爱什么。隐掉的是哑子的失去的故事。这是一个慈爱的故事。
想到一个词:格局。《邻人》五题,是赵雨的小镇故人系列微型小说的一部分。我联想到匈牙利的长篇小说《垃圾日》(也写“邻人”系列微型小说,构成了长篇),日本作家向田邦子的《隔壁女人》,汪曾祺的故乡旧人。所谓的格局,与阅读背景有关,赵雨也读得“大”(长、中、短篇小说)。作家心中容纳了“大”,落笔的“小”还会“小”吗?他的小镇故事系列,虽然是童年的视角的微型小说,但是,有大“格局”,若将一定数量按程序组织起来,不就成“长篇”了吗?此为系列微型小说的一种可能性。
汪菊珍写古镇的东河沿人家系列十一篇,构建文学世界的方法跟赵雨不谋而合,特别之处在于,所写街道、住宅的方位,走向,属于明清建筑,依据作者文学的重建,能够复制出一副人物活动和关系的图谱。人物与建筑的关系,有气息有温度。作者擅于从细节切入。《门槛》的开头,住宅格局的讲究,然后,由门引人,甚至门里门外的称谓也有讲究。通过三代的三个女人的婆媳关系,写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在内心深处起着微妙的作用。其中,着重塑造承上启下的连婆,其媳妇生了女孩,接着,又生一个女孩,但是连婆对外说“男女平等”,而心里盼着有孙子。属于江南女人委婉派:有心思,不说破。情感的表面如平静的流水,内心深处却是波澜起伏。作者表达的方式是紧扣门槛。一个坐门槛的动作,贯穿三代的三个女人。传承了婆婆坐门槛的习惯,是向往,还是无奈?媳妇抱着女儿坐门槛,连婆提醒:这个门槛不结实,当心摔了小毛头。门槛随着一代一代女人坐,其内涵逐渐丰富,所谓“不结实”,暗示出一种觉醒和希望。门槛自然而然派生出象征意味。
汪菊珍作品里的古镇,精神上是乡场;王秋珍的《沉默的鸭子》写了记忆中童年的村庄的养鸭户:齐大志和老陈。齐大志的讲究是:给每一只鸭子起了名字,还剪过毛,以示与老陈的鸭子有区别。一只叫木鱼的鸭子失踪了,偏偏老陈家杀了一只鸭子。齐大志“顺手”赶回老陈家的一只鸭子,而且剪了毛,还告诉鸭子,是一家子了。那只外貌已是齐家的“鸭子”竟叛逃,不但往老陈家走,归队后还不停地叫。转而发现,木鱼死在他的池塘里了。作者将鸭子的羽毛和儿子的头发并置,形成有意味的映照,透露出农民的意识和幽默。读者记住的是那只自觉回归的鸭子,就像微型小说里的人物,有时,还由不得作家。鸭子执著的灵性,显示人的难以掌控。鸭子并没有“沉默”。
徐水法的《恒记肉铺》,店主赵大海生意、人生平稳如流水,叙述语言也如水的流程。恒记肉铺有双重的遗产:物质(祖产)和精神(祖训)。然而,为了发财,赵大海违背祖训(不以次充好,不准缺斤短两,不准欺老凌幼),随即突转:儿女同时发病。作者将发财与发病勾连成紧密的因果关系,其操作的观念是传统的因果报应。是对现实的警示?还是对人物的设计?可引出关于作家的观念与形象的呈现两者关系的思考。
李慧慧的《晒太阳的年轻人》,表现了当下的村庄。主人公阿浩——城里人对乡村“世外桃源”的好奇,决定在只有一个年轻人的星河村修整一个民宿。希望与现实,陌生与熟悉的关系中,写了修建民宿的过程,也是微型小说之事的流程。我期望能穿透民宿的修建,深入人心的内里。
陈国炯《一句话的影响力》里的小虎也在乡村建了个休闲山庄,他邀请过去的老板来剪彩。这是个感恩的故事。当今时代,人的角色变化频繁,行业的兴衰难料。第一人称的叙述,仿佛见证了一个打工者的“进步”史。“我”原是老板,小虎在“我”手下打工,现在,小虎成了老板,“我”却给别人打工。小虎请过去的老板,现在的打工者——“我”去剪彩,就是为了当初那句话:一个人不能只凭勤劳苦干,更要用头脑去思考问题,要巧干。作者省略了小虎“思考”巧干的故事。而“我”已忘了当年讲了什么话。微型小说里,一个动作、一句话影响和改变人物的一生,是作家的发现。我想到卡佛的《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写了两件事,卡佛却不说“第三件事”,放空了。如果小虎继续“卖关子”,不透露那一句话呢?连“我”也会思考,因为“我”讲过许多话,已忘了。说出了就“坐实”了,若不说出,作品就空灵。陈国炯的三篇微型小说,都安插了一个“道理”,道理会使微型小说的意蕴“收窄”。
郭金勇的《老牛握手》,开头一句:“老牛不老,也不姓牛。他喜欢握手”,否定的同时又肯定。老牛握手有讲究:在握手中占上风,得到乐趣。反感与喜爱,对立与和谐、失与得,均在那握手之中。其中,安置了一个巧合的爱情故事(消解了微型小说的品质)。作者将握手的动作与时代的变迁勾连在一起。最后知道了“怎么握手了”——那是礼仪。
王中华的《战马》,是共和国70年英雄叙事的回响。故事发生的环境在西部戈壁大漠。一个迷失的故事。是人迷失,还是马迷失?迷路带出了饥饿,饥饿引出了杀马,战士舍不得杀马——马曾救过人命。接二连三发生战马惨死的怪事,在悬疑中,终于解谜,是其他的马勇跃“自杀”,以保全排长的枣红马——那是传奇的种马。作者还可以加强战马有灵性的细节,增强作品的文学真实。
吕品也讲了个传奇的《金戒指的故事》,一个金戒指引出了许多焦急的人。与其说写人物的命运,倒不如说是金戒指的命运,金戒指超越了人物、时间,结尾终于抖出包袱:管家给做了手脚,金戒指害死了主人的二太太。
沈海清和吕品写故事,也写微型小说。其微型小说的故事性,传奇性都显著。沈海清的《破“套”》,日常中暗藏玄机:当了局长,当晚来了许多大老板,只是祝贺,没带礼物,三更时分,卫生间却躲藏着一个人,出示一枚脸盆大的铜钱。平常中引出神奇,现实转为神话,三次看“钱眼”——这个细节递进中有玄机,是财和色,然后,钱眼是个绳套(那个人找替身)。笔锋一转,竟然是局长做了一个梦。巧妙地处理了梦幻与现实的关系。所谓的破“套”,是局长把“钻钱眼”的故事讲给上门的老板听,接着是人物宣言也是故事的训诫:设套嘛,是人家的事,钻不钻,是自己的事。
红墨的《生死电话》,存在着情境与语言如何协调的问题?诗情与爱情。一个女友与“我”的生死电话,生命危急的关头,作为男孩的“我”,竟像个诗兴大发的诗人,开头部分(占全篇的三分之一),按部就班地先写环境,再写人物,表达的语言是浪潮般两组规整的排比句,像散文诗,转而写她,用两个接力赛似的比喻,却抽空了具体的形象细节。可见作者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之执著。红墨显然试图往诗意上靠,却解构了人物生死危急中的爱情。我期待他2018年《梯子爱情》那样落地的写法,语言与人物相匹配。
多年前,我在一个刊物开设一个专栏:小小说茶馆。“开茶馆,盼兴旺”——小小说之兴,喝茶品茶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茶馆的特点:老客、新客,进进出出,不敢怠慢,2019年出现多位新茶客。我像个迎客的跑堂,不敢怠慢,记下名字:谢根林、吴亚原、范永海、王晓红、车厘子、吴贤林、徐豪壮、陈炜、范伟才等。包括前面的洛华、虞欣颖。
谢根林发表了9篇微型小说,写了各种各样的人。《一个很特别的人》,除了开头点出事情发生的时间为“2068年11月底”之外,文本的主体都跟当下城市公交运行一样。是未来小说的外套,装着当下现实的生活。作者由天空写到地上:车、人匆匆赶路,然后写公交车厢里,强调情景的重复,唯有新上来的学生打破了模式化的生活。第三人称的视角里,缩小为众人的目光,目光里“塑造”了新上来的学生的全面的外形,然后再缩小为胖学生的目光:发现有点与众不同,但又弄不清不同在哪里?雷同和差异——胖学生用手机将新上来的学生的照片与自己合成,竟然成了第二天报纸的头版重要新闻。合成、对比和目光、眼镜。“很特别”在于发现了不戴眼镜,成了学生中的特例,手机和纸媒为现在的物件,作者用未来的光芒照亮了当下的教育——不戴眼镜的学生已罕见。情节顺便推进,纳入了科学研究。“特别”夸张的手法写“很特别”的人——眼镜的细节,此特别成全了微型小说的独特性。
吴亚原的《朗月在心》,如同博尔赫斯的《双梦记》梦见对方的“宝藏”。外国人到中国,中国人到外国。其中的主人公“我”从国外回国探亲,同学聚会,她炫耀自己在国外的生活,要面子,省略了打工的艰辛。重要的是“里子”,团圆是其心结——故乡的月亮。王晓红的《风儿轻轻吹》里的女人素珍也有个心结,她喜欢风吹楼下的物件,似乎唤醒了她收集欲望,那个钩子的细节,是她心的延伸。最后放弃钩子,楼下的小女孩却送回了钩子。风动?心动?以物写人,写出了都市女人的孤寂。徐豪壮的《包二的女人》有点噱头,女人包男人,其实是村庄里的孤男寡女,女人招包二入赘,男人窝囊,身体有病,且不会管店,挨了打,还要女人出面。形象的反差中,写了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女人。范永海的《背手》,新兵汪大军有背手情结,因为背手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写了他,过去、现在、未来,一系列羡慕、模仿别人的背手。作为微型小说的情节走向,要内化(背手与人性),况且,军营里班、排、连之长的背手就失真了(作者设计的背手过度),结尾仍是外在的背手,班长模仿当了连长的汪大军背手,此为制造意外。车厘子的《谭师母》写人物的方法很独特,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写形象(直接和间接交替):一是借炊事员之口(“大字不识一个,长得跟高中生似的”),二是谭老师教妻子写自己的名字(还念:“秀禾、秀禾、王秀禾”,自然地交代人物姓名);三是以弱镇强(炊事员要动武时,眼见她的脸,红和泪,还有奶水浸湿的前襟,就主动结束冲突),四是她挨饿却拒绝粮票(农村女人朴素的道德意识)。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写活了谭师母。她嫁给了老师,却没“文化”。作者在处理家暴中,尽管结尾时儿子欣喜“妈,你终于开口说话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接受漫长岁月中谭师母沉默和忍受的贤惠,其反应作者省略了(还是忽视?)。吴贤材的《书法家》,主人公老魏充其量是个村里喜爱练习书法的农民,开始他还得意,明白自己是谁?然而,被村民口头夸了,他就去争取个名分,通过请客,他加入了县书法家协会,就以“家”的名头往城里跑,放弃了农事,那个“家”的执念,使他沉湎于幻觉,忘了自己是谁。为名所累——异化。候范才的《栀子花开》,写了一段流逝的爱情。女人与花香,气味形成意象,整体上个凝结在爱情上,但缺失了应有的生活底气:花朵与土壤的关系中,土壤显得粗糙、虚化了。
陈炜的《摇篮》写了异域题材。兰多思子爵与兄争夺王位,其母有决定权。于是,投其所好,直抵母爱,兰多思给母亲送礼物(世界上最好的礼物),煞费苦心地讲究:把贫民窟恢复为庄园,因为那能勾起母亲的美好回忆:庄园、育儿室、摇篮。当然,会想起摇篮中幼年的他。所有的物件都恢复了“旧”,却被穿旧长裙的女子刺死。结尾揭谜:他购贫民窟时,手下的人使女子摇篮中的幼子身亡。同为摇篮、婴儿,时间错位,人物的喜与悲,权力的得与失。摇篮的细节意味悠长。
浙江微型小说骨干作家已形成了可观的群体,有实力有影响;2019年冒出的新作者如雨后春笋,起点高,题材广。据悉,还有许多文学爱好者积极进入微型小说创作,气氛好,热情高。有理由相信,浙江微型小说作为文学大花园的一朵小花,在2020年必能开出鲜艳的花朵。
2019年浙江微型小说要目
❖ 赵淑萍
《梨花白》|(外五题)《文学港》2019年第2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选载《梨花白》(外一篇)、《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5期选载《梨花白》
《弹花匠和她的女人》|《安微文学》2019年第6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3期、《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16期选载
❖ 徐均生
《如果》|《天池小小说》2019年第8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7期、《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14期选载
《如果那是假如》|《南方农村报》2019年3月9日,《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2期选载
❖ 许    仙
《致命的东西》|《广西文学》2019年第10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24期选载
《阳光少年》|《百花园》2019年第7期,《小说选刊》2019年第17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7期、《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18期选载
❖ 蒋静波
《突然来的电话》(十四题)|《文学港》2019年第11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22期选载《突然来的电话》(外五题)
❖ 彭素虹
《花镇蓝颜》(二题)|《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8期
❖ 洛    华
《原来你也在这里》|《安微文学》2019年第9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9期选载
❖ 岑燮钧
《抚琴》|《小小说月刊》2019年1月上半月,《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23期选载
《猫眼》|《北方文学》2019年第2期,《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9期、《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选载
❖ 苏    平
《嵇康与驴》|《大观·东京文学》2019年第7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7期选载
❖ 陈国凡
《看杀》|《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7期选载
❖ 虞新颖
《江东》|《小小说月刊》2019年第11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3期选载
❖ 方再红
《突然想起你》|《天池小小说》2019年第5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19期选载
❖ 周华诚
《厨师的书法》|《人民日报》2019年8月14日,《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20期选载
❖ 金晓磊
《一朵云可以有多美》|《绍兴日报》2019年8月29日,《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20期选载
❖ 赵悠燕
《南向街》|《山西晚报》2019年2月14日,《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6期选载
《亲爱的生活》(六题)|《文学港》2019年第6期
❖ 吴鲁言
《发小》|《海燕》2019年第7期,《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20期选载
❖ 刘会然
《大卫出书》|《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7期
❖ 赵    雨
《邻人》(五题)|《湖南文学》2019年第2期
❖ 汪菊珍
《门槛》|《百花园》2019年第3期
《六坊宅》(六题)|《文学港》2019年第11期
❖ 王秋珍
《沉默的鸭子》|《天池》2019年第11期
❖ 徐水法
《恒记肉铺》|《山西文学》2019年第11期
❖ 李慧慧
《晒太阳的年轻人》|《微型小说月报》2019年第9期
❖ 陈国炯
《施舍》(三题)|《潮声》2019年第4期
❖ 郭金勇
《老年握手》|《山西文学》2019年第10期
❖ 王中华
《战马》|《天池》2019年第10期
❖ 吕    品
《金戒指》|《小小说月刊》2019年第8期
❖ 沈海涛
《破“套”》|《上海故事》2019年第11期
❖ 红   墨
《生死电话》|《小说月报·大家版》2019年第7期
❖ 谢根林
《一个很特别的人》|《湖州晚报》2019年1月5日
❖ 吴亚原
《朗月在心》|《宁波日报》2019年9月10日
❖ 王晓红
《风儿轻轻吹》|《金山》2019年第2期
❖ 徐豪壮
《包二的女人》|《小小说大世界》2019年第3期
❖ 范永海
《背手》|《小小说大世界》2019年第5期
❖ 车厘子
《谭师母》|《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3期
❖ 吴贤林
《书法家》|《小小说月刊》2019年第8期
❖ 陈   炜
《摇篮》|《小说月刊》2019年第4期
❖ 范伟才
《栀子开花》|《今古传奇》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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