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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冕之王”到“外交尖兵”——王殊

作者:劳动报 发布时间:2011-04-27

    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殊,曾就读复旦大学外文系,22岁到达苏北解放区,任新华社驻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战役的报道。到达朝鲜后任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的报道。
    1956年起,任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刚果(金)、古巴等国记者。后任新华社驻联邦德国记者,1972年调至外交部,先后任驻联邦德国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现任外交部外交笔会会长、中德友好协会会长。
    毛泽东接见他时称其“记者同行”周恩来策划他“出名”转入外交界王殊———
    独家•专访
    如同王殊的自传书名《五洲风云际》一样,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国内外的“战场”上。年轻时先后任新华社驻第三野战军、志愿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解放战争及朝鲜战争的报道,后担任驻外记者。48岁转入外交部,相继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驻奥地利大使兼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期间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从“无冕之王”到“外交尖兵”,他的人生传奇反映了新中国的外交历程。
    最喜欢的职业是记者
    做过翻译、编辑、教员和记者,后来又当过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殊的职业生涯精彩纷呈。但被问及“在这么多职业头衔中你最喜欢哪个”时,王殊的回答始终如一:“这一生我最喜欢的职业是记者。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当记者。因为记者最需要的是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魄力。”从24岁走出复旦大学校门到48岁盛年,王殊做的最长的便是记者。然而,王殊早年上大学的专业却并非是新闻,而是与外交官更搭边的外文。
    1946年4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的王殊肄业去苏皖边区教育厅任编审。后来他投笔从戎,到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校当教员。由于新华社华东野战分社急需补充新生力量,当时的卫生部长李振湘了解到王殊有文学爱好,便问他愿不愿意到新华社去当记者。当记者原本就是王殊的梦想,王殊由此开始了他24年的记者人生。
    对于学外文出生的王殊来说,新闻专业知识几乎为零。可是,在那动荡的年代,王殊接受新闻培训的课堂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作为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王殊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报道。而他写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这成了当年淮海战役胜利的重大新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一干又是两年半。王殊写的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战俘骗局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主席读后致电前方称: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这次成功的报道,对王殊而言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从朝鲜回国后不久,王殊凭借着他的英语优势,被分到新华社国际部南亚分社,常驻巴基斯坦,从此开始了驻国外记者的生涯。他的足迹先后涉及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联邦德国等亚、非、拉美、欧四大洲。同时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新华社分社,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的传奇人物。
    在四大洲当“尖兵”
    由于担任驻外记者的机会,王殊去过80多个国家,其中很多还是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公民到了那里,也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重大事件,采访过很多重要的人物。至今回想起来,那时新鲜而又紧张的驻外生活好像历历都在他的眼前,难以忘怀。而在非洲的那段驻外岁月,更为王殊的记者生涯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朝鲜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威望和影响在世界上进一步提高。新华社驻国外分社增加很快。当时,我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建交很少,通常新华社会派记者去打前站,设法建立新华分社。进入南亚组工作后,王殊预计有可能会去南亚某个国家做短期访问,也有可能去那里担任常驻记者。
    果然,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召开,王殊到先于会议举行而设置的亚非会议临时报道组工作,出访了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从中东访问回到北京,在家里只休息了几天,王殊便接到通知,总社批准他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担任常驻记者。“卡拉奇虽然城市不大,但新闻竞争却很激烈。”这是王殊初到卡拉奇的强烈印象。在卡拉奇的新闻同行那里,王殊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特别是新闻的时间性:“只要事情一发生,当地的新闻同行们就赶到现场去采访,而且是当场把消息写好,用电报传到报社和通讯社去。”于是,王殊也开始和当地的记者一样,尽量赶到现场去采访,带着打字机当场把消息写好,立刻送到电报局去发回到国内。
    亚非会议后,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各国人民也在酝酿民族解放和独立。1958年,新华社领导选择承担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人选时,将眼光落在了王殊身上。“我对于自己能去那儿建立分社,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进程并且向国内外读者做报道,至今都觉得是人生之幸。”这一阶段的工作,王殊开创了一批新华社驻外分社,为自己留下了“外交尖兵”的美称,也参与、见证了中国与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交的前前后后。
    去非洲之前,王殊对那儿的情况完全不清楚。至于先到哪个国家去,王殊和新华社国际司和外交部商量了多次,最后才决定去已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加纳。1959年2月初,经过17个小时疲劳不堪的飞行,王殊终于来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第二天一早,王殊拜访了新闻局长后,领取记者证便马上投入了工作。那时国内对非洲国家知之甚少,王殊就从加纳的国家大事到经济生产,从社会生活到风俗民情,无不涉猎。采访稿件发回国内,发表率极高。与此同时,王殊还寻找机会商议在阿克拉建立“新华分社”。“我请到了我在新闻界的朋友帮忙,拜会了当时加纳的新闻部部长巴科。他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并谈起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恩来总理,他说对周总理的印象非常深,所以我便借机提出了常驻加纳的请求。巴科立即表示非常欢迎。两个星期之后,加纳便同意了新华社在阿克拉设立分社。”前后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王殊就顺利办妥了设立分社的手续,并获得了常驻签证。于是,第一个在非洲的新华分社成立了,阿克拉那时没有中国饭馆,王殊花了两天时间用自己不怎么样的厨艺做了一桌中国饭菜,请新闻部的官员和新闻部同行来大吃了一顿。
    新华社驻非洲分社的建立,打破了中国与非洲长期隔绝的局面。
    周恩来策划他“出名”
    提到中德关系,就不能不提到王殊,他是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谈判的全权代表,参与了中德建交的全程。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王殊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提出,如果能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对西德政府将会产生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很快,王殊注意到,西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两次对记者谈到,希望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当时在新华社波恩分社工作的王殊在同施罗德接触后,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建议,邀请施罗德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这样既可对政府造成一定压力,促进政府发展同中国关系,又不至于过分得罪政府。过了一些天,王殊接到外交部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访问中国。7月14日到7月28日,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是联邦德国第一位政界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了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大门。就在施罗德到北京访问几天后,王殊接到新华社发来的急电要他马上回北京。赶到北京时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华社打电报让他尽快回京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天下午,王殊得到通知,晚上7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他。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要王殊谈谈西德局势和两国关系、欧洲局势的问题,王殊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表示,他和毛主席都看过王殊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认为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周总理的赞扬令王殊心潮起伏,非常激动。考虑到王殊是记者身份,今后要同西德的政界和经济界高层人士打交道可能不方便,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礼宾司安排王殊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指出名字见报,排在重要地位,让王殊“出出名”。
    施罗德访华后,自民党副主席、内政部长根舍通过驻波恩分社转告中国政府,西德联邦政府以极大兴趣注意到了施罗德在中国的访问,更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兴趣,并提出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正式邀请谢尔访问中国,将对促进两国建交非常有益。后来,中德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令王殊没有想到的是他被国内任命为谈判全权代表。8月18日上午,中德双方在西德外交部会议室里开始建交谈判。谈了8次,到9月25日取得一致意见。9月29日王殊同德方谈判代表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了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至此,中德两国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就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后,外交部通知王殊,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正式调他到外交部工作,并且任命他为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在近期内将作为临时代办到波恩去筹备建立使馆。由此,王殊离开了已做了24年的新华社记者的岗位,成为外交队伍中新的一员。
    两见晚年毛泽东
    就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王殊有两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见到晚年的毛主席。第一次是1972年:“我那个时候并不清楚,是非常懵懂地被人带到中南海,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使用的个人书房。当时毛主席得知我长期在国外当记者,就幽默地和我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当时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和一代伟人接触,所以我很紧张,为了缓和我的情绪,毛主席请我抽了支烟。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我当时没舍得抽,把它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想带回家做纪念的。可没想到接见结束后,那支烟不见了。原来是坐在我身边的乔冠华‘顺手牵羊’给抽了。”
    毛主席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三个多小时后,周总理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当总理把经主席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给大家看时,王殊在报告上看到一条总理批的建议: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
    第二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在3年之后,作为大使回国参加接待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王殊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也就是在这次会见后不到10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就逝世了。“在主席最后的岁月里,能两次聆听这位世纪伟人的谈话是我一生的殊荣。”
    “土豆烧牛肉”的真面目
    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后的1980年至1986年,王殊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大使。说起这段经历带给他的回忆,王殊特别谈到了一个关于“土豆烧牛肉”的有趣故事:在中国,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对“土豆烧牛肉”这个菜名有特殊记忆。20世纪50年代末,时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一次访问匈牙利时,在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那时我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翻译们在翻译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时,被“古拉希”这个词难住了。如果直译为“古拉希”,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那一次晚饭后我正好同几个记者闲谈,两位编辑走过来和他们斟酌究竟怎样译法为好。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说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参考消息》每天出版很紧迫,后来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在中苏思想论战十分激烈的时候,被不少作者在文章中引用,嘲笑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而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出这道菜在匈牙利饭菜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在我出任奥地利任大使,并且访问了匈牙利后才完全弄清楚。“古拉希”是匈牙利饭菜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除了牛肉外,还可以用猪肉、鸡肉、羊肉来做。在欧洲的饭店里,特别是高速公路两边休息站的快餐店里,都有“古拉希”这道菜。匈牙利饭菜在欧洲很有名,欧洲人常用“古拉希”来称赞匈牙利饭菜,就像用我们“北京烤鸭”来称赞中国饭菜一样。
    笔耕不辍夕阳红
    1986年初,王殊从奥地利离任回国,由于已过花甲,便退出了外交第一线,但仍身兼数职: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德友协会长,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世界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常常出席国内外举办的有关国际问题的会议和讲座。2003年9月,外交部外交笔会选举王殊为第二任会长。王殊说:“我们这群人都是写电报出身的,以往写出来的文章会比较枯燥,所以现在要想使我们的文章具有可读性,就必须放开一点,写多了,文字自然会变得生动活泼。”谈起现在的日常生活,王殊说:“我现在生活节奏慢了很多,但非常有规律,每天早晨按时起床,早饭后,散步一小时,然后开始电脑写作。家里没有请保姆,接电话、给客人沏茶倒水都是我和夫人自己干。我现在每天都会坚持写三五百字,一天不写,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他强调,老年人写文章、出书都不要太着急,要把握质量、力戒粗糙,力争做到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王殊的带领下,5年来笔会成员不懈努力,在时事评论、纪实、散文、小说、诗歌和翻译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王殊喜欢读书:“我总会向朋友们提议在桌上、椅边、枕边,凡目力所及之处,放几本书,开卷有益嘛。”
    说起王殊的另一大爱好便是听音乐,他作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到任后,收到一份最为珍贵的礼物便是维也纳市政府赠送给每一对驻奥大使夫妇全年免费音乐会票。就在1981年的1月1日,我和我的夫人终于坐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里,尽情享受了一次音乐的‘饕餮大餐’。”
    或许是长期从事记者和外交职业养成的习惯,王殊特别喜欢交朋友,而且从不忘老朋友。他上交政要,下交百姓,并长期保持联系。1973年,王殊认识了一位阿尔卑斯山的老石匠。几十年来,他每年都会收到一枚老石匠寄来的别致的贺卡,那是用嫩叶和花瓣贴在硬纸片上做成的。而王殊只要去德国出差,肯定要去敬老院看望这位老人。郑达庸:经历过动荡和战争更知道和平的可贵1958年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的郑达庸进入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工作,至此他的人生与共和国的外交事业紧紧相连。四十多载外交风云,他与阿拉伯世界结缘,在亲历海湾战争的同时他也见证着中沙合作的不断加强。作为本期“外交官带你看世界”系列独家专访嘉宾,郑大使在为我们诉说过往外交风云的同时,也一起和我们分享了他与妻子李中女士携手走过的风雨人生。




 

专题介绍
  • 外交官的故事
  • 峥嵘岁月显身手——记〈外交官带你看世界〉丛书中的外交官们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外交官带你看世界》这套丛书的作者们,是一批刚从岗位上退下来的外交官。他们不仅了解中国人的需求,同时也熟知曾经工作时所在国的情况。他们在岗位上时,是中国人民与所在国之间的友谊使者,今天他们把自己多年的积累,浓缩在一本10万字不到的书本中,又架起了一座国与国的友好桥梁,以此满足富起来的中国人,盼望着到地球别处去看看的愿望。——丛书总策划 何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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