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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斌:在曲折和磨难中成就的历史和人生

作者:杨瑛 发布时间:2011-04-27

    刘一斌出生于战火纷飞的特殊年月,4岁和母亲被抓进日军苦牢,8岁参加山东莱芜县文工队,童年的特殊境遇培养了他面对苦难坚忍抗争的不屈性格。27岁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自此踏上外交官的道路。在外交部的岁月,他先后担任亚洲司参赞、台湾事务办公室处长。1981年起,他先后在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乌干达和美国休斯顿等使领馆任办公室主任、副总领事、参赞等职。如今他担任外交笔会副会长,笔耕不辍,发表文章图书共40万字,其中《天人合一———马尔代夫》被列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丛书由故事会文化传媒出品。近日刘一斌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他用自己曲折的过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外交官走过坎坷书写人生的历程。
    采访外交官刘一斌时,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社会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塑造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特质?他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父亲母亲都是抗日的老党员,他从出生开始就和“流亡”、“乞讨”、“监狱”等名词挂钩。一个在四岁就和母亲成为日军监狱的小小囚徒,对于这段历史在历经人间沧桑的几十年后有着怎样深刻的回忆?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是他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在后来外交部的工作中,他又是如何回忆和周总理为共和国外交事业共同奋斗的岁月?先后在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乌干达和美国休斯顿等使馆、领馆任职,在海外的岁月他拥有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外交官刘一斌非凡的人生是一部精彩跌宕的历史。近日刘一斌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
    抗日战争中四岁的小囚徒
    今年的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每年此刻,当旁人开始纷纷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刘一斌却仍然能够感觉到当年惨遭日寇迫害导致心灵伤痕的隐痛:“我是山东人,人们都说山东人的性格是忠、义、信、勇,但其实,我的性格形成最大的原因是我独特的人生经历。我出生于1938年,抗战八年,我是在硝烟弥漫中成长,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在屠刀高悬下逃难,在流离失所中求生。可以说,童年所经历的抗日战争的遭遇,已成为我的道德、理念、立场形成的重要基础。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一斌的父亲刘舜卿是上世纪30年代的老党员,1937年底参与组织、发动山东抗日起义后,创建了莱芜抗日根据地。当年,刘舜卿担任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同莱芜军民同生死、共患难,与日寇血战八年。莱芜曾被评为山东省抗日模范县,刘舜卿被评为模范县长,这便使得敌人惧恨交加,重金悬赏要其人头,并野蛮捣毁家舍,疯狂追捕亲眷。至此,刘一斌一家便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他乡。
    1942年,刘一斌的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和哥哥流浪到莱北地区的下石臼村,不料被人出卖,遭到日寇逮捕:“到今天我依然能够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时我和母亲、姐姐所住的牢房。我们的牢房,日伪双岗,门窗封闭、不见天日。在整个铁窗日月中,我的母亲是一身刑伤,不能动弹。刑伤感染化脓又因为牢房阴暗潮湿,长期睡在裸地上,我和母亲、哥哥三个人都生了疥疮。严冬天寒地冻的时候,牢房冷如冰窖,我们都还是一身单衣,疥疮变成冻疮。脓血和衣服粘在一起,靠无法靠,躺无法躺,连母子三人依偎一起暖和一下都不行。吃饭拿不住,只好拿两腕捧,甚至伏地啃。那时我还很小,疼得难受、冻得难受的时候忍不住就哭了起来。我的母亲连抱起我哄哄都不可能。母亲是1934年的党员,她对于这些非人磨难坚强不屈。面对敌人的残忍,我的母亲坚决斗争到底,而敌人软硬兼施,苦刑利诱齐下。由于母亲在敌人训问时对答严谨,应付得当,敌人一无所获。他们见软招不灵,就残酷刑讯,野蛮拷打和非人虐待,对我的母亲进行惨绝人寰的摧残。我记得第一次用刑前,敌人当场活活地就这么打死了一个不明身份的男人,为的就是杀鸡儆猴,给我的母亲一个下马威,企图先从精神上摧垮她。但是母亲并没有被吓倒,傲然挺立、一问三不知。于是敌人恼怒了,打得母亲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几度昏厥。在后面的询问中,丧心病狂的敌人对我们施行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的野蛮摧残,还利用‘人性’进行心理折磨。他们刑讯母亲时,故意让我们在现场看着自己的妈妈被打成血肉模糊的惨状。尽管母亲咬紧牙关,但仍忍不住发出几声惨叫。再加上鬼子们的狰狞与狼嚎,深深地刺激着我们。我们就拼命哭喊着扑上去救护母亲,敌人就对我们一阵毒打,有时还残忍地揪住我的头发,让我惨叫,试图以此折磨我母亲的心,摧毁她的意志。”
    八年浴血奋战,莱芜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日寇的摧残和磨难中走过的童年如同一株奇葩,绽放得异常疼痛却也越加坚毅。或许正因为有过如此特殊的童年记忆才培养了刘一斌在后来外交官的道路上面对任何磨折坚韧异常的性格。
    在外交部工作的岁月
    走过苦难的童年,27岁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刘一斌进入外交部,开始了他成为共和国外交官的职业生涯。在外交部的工作琐碎繁忙也很辛苦。刘一斌回忆道:“记得第一次进外交部看到五星红旗飘扬的时候,我内心升腾出的荣誉感难以形容。能在五星红旗下工作,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所以当时我几乎是忘怀地工作。当时我每天晚上都睡在办公室,晚上10点之前基本都是非常忙碌的。当时的文件要交给毛主席、周总理过目。有任何文件中小到标点符号的改动,我们都要和翻译进行沟通。晚上10点以前,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要打电话来外交部,来询问他们这样或那样地改动稿件是否可以,所以这个工作流程是琐碎而忙碌的。当时整整有大半年的时间我连寝室都不回。那时候寝室的床铺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当时忙碌的程度你们是无法想象的。我的第一个儿子出世9个月了我才见了他第一面。三岁以后我才见了他第二面。我的女儿,今年35岁了,我算了一下,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七年零两个月。所以对于这份工作我无悔无怨,但是对于家人,我的孩子,我真是十分愧疚的。”
    采访中,刘一斌回忆了周总理炉火纯青、刚柔并济的外交艺术。其实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有幸与周总理结缘:“那是在1964年,我还是个学生。当时全国妇联举行招待会,宴请所有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女外宾,当周总理看到我陪同的印尼共产党妇女部长苏尔哈蒂时就大步走上来。我那时还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总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按理我应该把外宾介绍给周总理,情急之下却对外宾说‘这是周总理’,不过幸好当时宾主都没有理会我这个失误。”
    后来在外交部和周恩来总理共同工作的日子更让刘一斌见识了一代伟人的外交风范:“1965年10月16日我国驻印尼使馆商参处被不法分子所砸,我国在10月18日第一次提出抗议照会。当时我们在起草备忘录时,把18日写成了20日,被周总理审批时发现了,周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晚上打电话来请我们再查一下,由于备忘录中的情况是我提供的,我便毫不犹豫地说是20日没错。放下电话后,我又返过头重新查阅文件和剪报资料,发现的确是18日,所以我马上报告了总理办公室。你看,总理日理万机,却连一个具体日期都记得如此准确,固然他是记忆力超人,但最主要的还是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责任心。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亲历大西洋飓风
    在多个国家地区使馆工作、生活过的刘一斌与多国政要均有过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他自比自己是个陀螺,岁月有幸让他成为共和国的外交官,他就此踏上了这条征程,难以停下。而谈到海外生活令他难忘的片断,刘一斌却向我们忆起了那一场百年难遇的大西洋飓风:“1995年,我被外交部委派到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馆任代办。这是一个地处加勒比海的岛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交接工作和到任拜会尚未忙完,连时差都没有完全倒过来,一场百年不遇的飓风就悄悄袭来。9月4日上午按原定日程我们应邀会见澳大利亚大使。刚送走客人,一股强劲的风头猛烈地扑了进来,直觉告诉我飓风真的要来了,我的心开始狂跳。高分贝的狂风像鬼怪吼叫,暴雨如翻江倒海。我从门缝向外看,天昏地暗,一片混沌。成片成块的房顶建筑材料,在天空翻来滚去,不时看到整片房顶在空中急速地飘飞,就好像《天方夜谭》中描述的飞毯。更令我震惊的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刮来了一头牛,恰好落在我们和邻居的铁篱笆上,篱笆齿从牛的右侧深深地插进腹部,牛血从伤口迅速喷出很远。我这才理解,为什么岛国的人们会谈风色变。就这样风雨前后持续了26个小时,风停后,我们含着泪水从屋里冲出来和邻居互相热烈拥抱,劫后余生让我们狂呼我们还活着!”
    外交官的职业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神秘多彩,然而,其中的艰辛、困难却不为人知。刘一斌用自己曲折的人生书写着一名共和国外交官不凡的人生。




 

专题介绍
  • 外交官的故事
  • 峥嵘岁月显身手——记〈外交官带你看世界〉丛书中的外交官们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外交官带你看世界》这套丛书的作者们,是一批刚从岗位上退下来的外交官。他们不仅了解中国人的需求,同时也熟知曾经工作时所在国的情况。他们在岗位上时,是中国人民与所在国之间的友谊使者,今天他们把自己多年的积累,浓缩在一本10万字不到的书本中,又架起了一座国与国的友好桥梁,以此满足富起来的中国人,盼望着到地球别处去看看的愿望。——丛书总策划 何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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